2026-01-23 19:02

那一年我三十二岁，站在南昌西站出站口，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、一本《六祖坛经》和三瓶还没吃完的盐酸帕罗西汀。

十一月的江西已经有了深秋的凉意，我裹紧身上那件穿了五年的灰色冲锋衣，看着手机上云居山真如禅寺的地址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
来之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的父母和那个已经跟我分居半年的妻子。

我只是在某个失眠的深夜，刷到一条关于禅修的短视频，视频里一位老和尚说了一句话：心若无处安放，不如到山上坐一坐。

就是这句话，让我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。

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，这个看似冲动的决定，会彻底改变我往后的人生轨迹。

我得从头说起，从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个地步的。

二零一零年，我从一所还算不错的财经大学毕业，学的是金融专业。

那个年代金融还是个热门行业，我们班的同学毕业后大多进了银行、证券公司或者保险公司。

我运气不错，通过校招进了一家股份制银行，被分配到省会城市的一个支行做客户经理。

刚入行的时候，我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。

每天西装革履，出入各种写字楼，跟企业老板谈贷款，跟高净值客户聊理财，感觉自己终于成了一个体面的城市白领。

我的业绩一直不错，入行第三年就被提拔为团队主管，管着七八个人，年薪加上奖金能拿到二十多万。

在老家那个三四线城市，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。

我的父母逢人就夸我有出息，亲戚朋友家的小孩考大学，都会来问问我当年是怎么学习的。

二十五岁那年，我结了婚。

妻子是同事介绍认识的，在一家国企做行政工作，人长得清秀，性格也温和。

我们的恋爱平淡而顺利，认识一年后就领了证，第二年在城东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，首付是双方父母凑的，月供六千多，压力不算太大。

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顺遂的日子，工作稳定上升，家庭和睦美满，每年还能带父母出去旅游一两次。

我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一直好下去，以为自己会沿着这条轨道稳稳当当地走完一辈子。

转折发生在二零一六年。

那一年银行业开始走下坡路，我们支行的存款任务和贷款任务都在加码，但市场上的钱却越来越难拉。

以前关系好的企业客户，开始被其他银行用更低的利率挖走。

以前热情配合的高净值客户，开始对我们的理财产品失去兴趣。

我每天早出晚归，陪客户吃饭喝酒，周末也不休息，可业绩就是上不去。

那年年底的绩效考核，我们团队排名倒数第二，我这个主管被领导叫去谈了三次话。

虽然没有明着批评我，但那种失望的眼神让我如坐针毡。

更让我崩溃的是，年终奖比前一年少了将近一半，到手只有四万多。

如果只是工作上的困难，我还能扛得住。

可偏偏那段时间，家里也出了事。

我妈查出了甲状腺癌，虽然是早期，医生说手术切掉就没事了，但我还是被吓得不轻。

我请了一周假回老家陪她住院手术，每天在医院和单位之间两头跑，人瘦了一大圈。

手术很顺利，我妈恢复得也不错，但那笔手术费加上后续的复查费用，还是让我的积蓄缩水了不少。

妻子那边也不太平，她父亲的糖尿病开始出现并发症，需要长期用药调理，每个月的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睡不好觉。

一开始只是入睡困难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。

后来发展成早醒，凌晨三四点就会醒过来，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想法。

白天上班没精神，注意力也难以集，经常开着会就走神了，被领导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脸茫然。

我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，动不动就跟妻子吵架，有时候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是莫名其妙地烦躁、易怒。

妻子起初还会跟我讲道理，后来被我伤透了心，也懒得再说什么，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，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。

二零一七年春节过后，我的状态更差了。

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都觉得身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完全不想起床。

以前喜欢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了，不想看电影，不想打游戏，不想跟朋友聚会，甚至连饭都不想吃。

我开始频繁请假，有时候是真的病了，头疼、胃疼、浑身乏力，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什么毛病。

有时候就是单纯地不想去上班，不想面对那些报表、那些客户、那些永远完不成的任务。

领导找我谈话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语气也从关心变成了警告。

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，从同情变成了疏远，没人愿意跟一个整天愁眉苦脸、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打交道。

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病了，是那年四月的一个下午。

我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发呆，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心跳加速，呼吸困难，全身都在发抖。

我以为自己心脏病发作了，吓得冷汗直冒，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。

做了一堆检查，心电图、心脏彩超、血常规，全都正常。

急诊科的医生看了看我的检查结果，又问了问我的症状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声说：你这个可能是惊恐发作，建议你去看看精神科。

精神科。

这三个字像一记闷锤，狠狠砸在我的脑袋上。

我从来没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去看精神科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去精神科的都是疯子，是那些在大街上自言自语、衣衫褴褛的人。

我一个堂堂正正的银行主管，怎么会需要去看精神科？

我拒绝了医生的建议，拿着一堆正常的检查报告回了家，告诉自己只是最近太累了，休息休息就好。

可是休息并没有让我好起来。

那年夏天，我的体重从七十五公斤掉到了六十二公斤，瘦得脱了形。

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，白天却又困得睁不开眼。

我的记忆力严重下降，经常忘记跟客户约好的时间，忘记领导交代的任务，忘记妻子让我买的东西。

我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想法，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是家里的负担，是公司的累赘，觉得没有我大家都会过得更好。

这些想法像野草一样在脑子里疯长，我越想控制就越控制不住。

八月的一个晚上，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第一次认真地想：如果我死了会怎样？
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但它一旦出现，就再也挥之不去了。

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自杀的方法，开始盯着家里的阳台发呆，开始在过马路的时候故意走得很慢很慢。

我知道这些想法是不对的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。

我感觉自己正在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往深渊里拉，而我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。

是妻子发现了我的异常。

有一天她无意间看到了我的手机浏览记录，吓得当场就哭了。

她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去看医生。

我看着她哭红的眼睛，突然觉得自己连累了她这么久，让她担惊受怕、心力交瘁，真的很对不起她。

我答应她去医院，不是因为我想好起来，只是觉得欠她太多，最后这点要求应该满足她。

第二天，妻子陪我去了省精神卫生中心。

挂的是抑郁症专科门诊，候诊区坐满了人，有年轻的学生，有中年的上班族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
我看着他们，心想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人。

轮到我的时候，医生让我填了几张量表，又问了我一堆问题：睡眠怎么样？

食欲怎么样？

有没有想死的念头？

我一如实回答，医生边听边在本子上写写画画。

十几分钟后，他抬起头看着我说：中度抑郁发作，伴有焦虑症状，需要药物治疗。

我拿着医生开的处方走出诊室，手里是三种药：盐酸帕罗西汀片、阿普唑仑片、坦度螺酮胶囊。

妻子去药房排队取药，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，看着手里那张薄薄的诊断证明，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。

中度抑郁发作，这五个字让我既如释重负又万分绝望。

原来我真的病了，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我矫情、不是我软弱、不是我无病呻吟。

可是，得了这个病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

我的工作怎么办？

我的家庭怎么办？

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吗？

药吃了大概两三周，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。

最明显的是睡眠改善了，不再整夜失眠，虽然睡眠质量还是不太好，但至少能睡着了。

情绪也稳定了一些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动不动就想哭、想发脾气。

医生说这是药物起效的表现，让我坚持服药，定期复查。

我照做了，每天按时吃药，每个月去医院复诊一次。

半年后，我的量表评分降到了轻度抑郁的范围，医生说恢复得不错，可以考虑逐渐减药。

可是药物只能治标，治不了本。

我的身体在恢复，可我的心里还是空落落的。

我不再想死了，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。

每天起床、上班、吃饭、睡觉，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，机械地重复着这些动作。

工作上的压力并没有减轻，反而因为我请了太多病假，年底的绩效更差了。

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淡，明里暗里都在暗示我该主动辞职。

同事们知道了我得抑郁症的事，表面上客客气气，背地里却在议论纷纷。

有一次我去茶水间倒水，听到两个同事在小声说话，一个说：听说老张得了精神病，难怪最近神神叨叨的。

另一个说：这种人就是太脆弱了，遇到点困难就受不了，换了我肯定不会这样。

我站在门外，握着水杯的手在发抖，不知道是该冲进去理论，还是转身离开。

最后我选择了离开，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工位，假装什么都没听到。

家庭的裂痕也越来越大。

我跟妻子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，她每天下班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是看手机就是追剧，跟我几乎零交流。

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却像两个陌生人。

我知道她累了，这两年照顾我消耗了她太多精力，她需要喘口气。

可我也累了，我需要她的理解、她的支持、她的陪伴，而不是这种无声的疏离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鼓起勇气跟她说想好好谈谈我们的关系，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我也很努力了，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你。

你永远都在低落、都在焦虑、都在抱怨，我每天回到家都觉得喘不上气。

我不是不爱你，可我也需要正常的生活。

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，是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。

她提出了分居，说想冷静一段时间想想我们的未来。

我没有挽留，因为我知道她说的都是事实。

我确实是一个负能量满满的人，确实给她带来了太多压力和痛苦。

她搬回了娘家，说等想清楚了再联系我。

那天晚上，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坐在客厅的地上，抱着膝盖哭了很久很久。

二零一八年的春节，我是一个人过的。

妻子没有回来，父母那边我撒了谎，说单位有事走不开。

除夕夜我在出租屋里煮了一包方便面，看着窗外的烟花，心里空得像被挖走了一块。

年后我回到单位，发现自己的工位被挪到了角落，很多项目也不再通知我参加了。

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领导在逼我主动离职，这样公司就不用付赔偿金了。

我跟自己说要坚持，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可我真的没有力气再战斗了。

三月份，我递交了辞职报告，领导批得很快，人事手续也办得很利索仿佛生怕我反悔。

离开公司那天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我待了八年的写字楼，突然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。

八年的青春、八年的努力，最后就换来了这样一个结局。

失业后的日子更加难熬。

我投了很多简历，可要么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，要么是面试完就被拒绝。

我的简历上有大半年的空白期，面试官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谁愿意招一个有抑郁症病史的人呢？

我开始自暴自弃，整天窝在出租屋里不出门，靠以前的积蓄勉强维持生活。

药倒是一直在吃，可情绪又开始滑坡了，那些阴暗的念头像野火一样死灰复燃。

我的主治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，说我的情况已经不适合门诊治疗了。

我拒绝了，住院意味着彻底被打上精神病人的标签，我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个身份的准备。

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，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救命稻草。有人找心理咨询师，有人找通灵大师，有人找宗教信仰。我选择的是后者。

其实我一直对佛学有些兴趣。

大学的时候读过几本佛学入门的书，对里面讲的缘起性空、诸行无常什么的似懂非懂。

后来工作了就没再看过，把那些东西全都抛到了脑后。

生病以后，我又开始翻看那些书，想从里面找点安慰。

有一天我刷手机，看到一个短视频，讲的是云居山真如禅寺的禅修体验。

视频里拍的是冬天的云居山，白雪皑皑，古寺清幽，一群人穿着灰色的居士服在禅堂里打坐。

画面很安静，配乐也很空灵，看得我心里一阵触动。

视频的结尾，一位老和尚对着镜头说：心若无处安放，不如到山上坐一坐。

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我心中的迷雾。

就是那天晚上，我买了去南昌的火车票。

从南昌西站出来，我坐上了去永修县的大巴。

大巴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又在县道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云居山脚下。

从山脚到山顶还有二十多公里的盘山公路，我叫了一辆当地人的面包车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爬。

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，也越来越美丽。

茂密的竹林、潺潺的溪水、偶尔掠过的飞鸟，让我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。

四十多分钟后，面包车停在了真如禅寺的山门外。

真如禅寺的规模比我想象中要大。

进了山门是天王殿，再往里走是大雄宝殿，两边是禅堂和僧寮。

寺院里很安静，偶尔能看到几个穿着僧袍的师父走过，步履从容，神态安详。

我在客堂登了记，说明来意，一位中年师父接待了我，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，有没有打坐的经验，准备住多久。

我说是第一次来，没有经验，不知道能住多久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师父笑了笑说：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里不赶时间。

寺院给我安排了一间六人的居士房，跟我同住的还有五个人，有两个是在附近城市工作的上班族，周末过来打坐，还有三个跟我一样，是专门请假来住几天的。

房间很简陋，六张上下铺，一张旧书桌，窗户正对着后山的竹林。

洗漱要去公共卫生间，热水也是限时供应的。

住惯了城市公寓的我，刚开始很不适应，可在这里，你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不适应，因为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关注。

寺院的作息非常规律。

早上四点打板起床，四点半早课诵经，六点过堂早斋，上午打坐或者出坡劳动，十一点过堂午斋，下午继续打坐或者听讲开示，晚上五点过堂晚斋，六点半晚课诵经，九点熄灯就寝。

这个作息对我来说简直是噩梦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熬夜晚起，凌晨四点对我来说还是深夜。

头几天我根本起不来，每天都是被打板的声音惊醒，然后迷迷糊糊地跟着大家去做早课。

白天打坐的时候也坐不住，两腿发麻、腰酸背痛，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想法。

我开始怀疑自来这里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

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坚持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
回到城市，等待我的是什么呢？

空荡荡的出租屋、找不到的工作、破碎的婚姻、无望的人生。

相比之下，这里虽然清苦，至少安静。

没有人催我、逼我、评判我，没有那些让我喘不上气的压力和焦虑。

在这里，我只需要做一件事：坐下来，面对自己。

一周以后，我开始适应这里的节奏了。

早起不再那么困难，打坐的时间也从最初的十五分钟延长到了半小时。

身体的不适慢慢减轻了，虽然腿还是会麻，但已经不像开始那样难以忍受。

脑子里的杂念依然很多，可我学会了不去理会它们，让它们来来去去，不执着也不排斥。

这是禅堂里的师父教我的，他说：念头像天上的云，你不用去赶它，也不用去留它，你只需要做天空，看着它飘过就好。

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。

我以前总是想控制自己的念头，想把那些负面的想法赶出去，结果越赶它们越顽固。

师父告诉我，念头本身没有好坏，只是念头而已，让你痛苦的不是念头本身，而是你对念头的执着。

当你学会放下执着，不再跟念头较劲，你就自由了。

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太难了。

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才勉强体会到一点点师父说的那种感觉。

有一天晚上打坐的时候，我又开始想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：失去的工作、破碎的婚姻、灰暗的前途。

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，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。

我正准备跟以前一样陷入情绪的漩涡，突然想起了师父的话。

我试着不去评判这些念头，不去分析它们对不对、该不该，只是静静地观察它们。

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：当我不再跟这些念头纠缠的时候，它们的力量好像变弱了。

它们还在那里，可它们不再能那么容易地左右我的情绪了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，是来云居山以后睡得最好的一觉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身体轻了很多，心情也比往日要好一些。

我知道这不是什么神奇的开悟，只是一点点微小的进步，可这点进步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已经是莫大的鼓励了。

我在云居山住了三个月。

三个月后，我的药已经吃完了，我面临一个选择：是下山去开药继续治疗，还是干脆停药？

我去找了禅堂的那位师父，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。

师父听完后说：药该吃还是要吃，身体的病需要药来治。

但你也不要只依赖药，心病还需心药医。

在这里多坐坐，不着急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停药。

我听从了师父的建议，下山开了一个月的药，然后又回到了山上。这一待，就是整整两个冬天。

第一个冬天，云居山下了一场大雪。

整座山都被白雪覆盖，寺院变成了一幅水墨画。

禅堂里冷得刺骨，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还是冻得发抖。

可奇怪的是，坐久了身体会慢慢暖和起来，从丹田升起一股热气，弥漫到四肢百骸。

师父说这是气血流通的表现，不要刻意追求，也不要害怕，继续坐下去就是了。

那个冬天，我学会了在寒冷中安住，学会了在不适中找到平静。

那个冬天，我遇到了一件事情，让我对自己的病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禅堂里来了一位新的居士，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，做互联网的，因为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，得了重度抑郁症，也是来这里寻找出路的。

我们很快熟络了起来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相似的经历。

他比我更惨，家庭破裂、负债累累、被朋友背叛，几次想寻短见都被救了回来。

他来云居山的时候，眼神是灰暗的，说话声音也是哑的，整个人像一具行走的尸体。

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三个月前的自己。

我跟他聊了很多把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了他，也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分享给他。

我告诉他师父说的那些话，告诉他怎么观察自己的念头，怎么跟情绪和平共处。

他听得很认真，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，我就尽力解答。

奇怪的是，在帮助他的过程中，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价值感。

原来我不是一个完全没用的人，原来我还可以帮到别人，原来我的痛苦经历也可以变成一种资源。

半个月后，他的状态明显好转了。

眼神亮了起来，话也多了起来，有时候还能笑一笑。

他跟我说：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撑不下去。

我说：谢什么呀，都是病友，互相扶持应该的。

他说：你知道吗，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比我看过的所有心理学书籍都管用，你应该去当心理咨询师。

我笑了笑说：我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，哪敢当咨询师呀。

他认真地说：不，我觉得你有这个天赋，你应该往这方面发展。

那个年轻人的话，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
那个冬天过去以后，我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。

我开始慢慢减药，从每天三片减到两片，再从两片减到一片，最后完全停药。

停药的过程很顺利，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复和戒断症状。

我知道这不全是药物的功劳，也不全是禅修的功劳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药物帮我稳定了大脑里的化学物质，禅修帮我调整了思维和认知的模式，缺一不可。

第二个冬天，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了。

我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山上，迟早要回到俗世生活。

可回去以后做什么呢？

回银行工作？

我已经对那个行业失去了兴趣，也不想再回到那种高压环境里。

创业做生意？

我没有资金，也没有合适的项目。

那个年轻人说我应该去当心理咨询师，可我连心理学专业都不是，怎么可能走这条路？

可那颗种子一旦种下，就开始悄悄发芽了。

我开始在寺院的藏经楼里找心理学相关的书来看。

云居山的藏经楼藏书不少，除了佛学经典，也有一些现代心理学的著作，是之前来访的居士捐赠的。

我找到了几本心理咨询入门的书，还有几本关于认知行为疗法的教材，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我发现很多心理学理论跟佛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：认知行为疗法强调改变负面的思维模式，这跟禅修中的观察念头很相似；正念疗法直接借鉴了佛教的禅定技术；接纳与承诺疗法讲的接纳、觉察、价值，也跟佛法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。

这个发现让我非常兴奋。

原来这两年我在山上修习的东西，跟现代心理学是有密切关联的。

那些帮助我走出抑郁的方法，是有科学依据支撑的。

那个年轻人说得没错，我应该往这方面发展，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

可具体要怎么做呢？

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

我决定先回去考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，这是入行的敲门砖。

虽然那时候国家已经取消了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，但还可以考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证书，这是业内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个资质。

有了这个证书，再加上我自身的经历和这两年的学习积累，应该能够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工作了。

二零二零年的春天，我离开了云居山。

临走的那天早上，我去向那位师父辞行。

师父正在禅堂外面扫落叶，看到我来了，停下手里的扫帚，笑着说：要下山了？

我说：是的，师父，开云app我想回去了。

师父点点头说：好，该走了。

你来的时候是满心的疑惑和痛苦，现在眼里有光了。

我说：都是师父教导得好。

师父摆摆手说：我什么也没教你，是你自己坐出来的。

记住，回去以后不要丢了这颗心，每天抽时间静一静，别让外面的纷扰把你拉回去。

我点点头，郑重地给师父鞠了一躬。

下山的路还那条盘山公路，可我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
两年前来的时候，我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失败者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
两年后离开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带着使命的探索者，觉得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

车窗外依然是那片竹林、那条溪流、那些飞鸟，可我看它们的眼光变了。

以前我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，现在我能看到颜色了，能感受到美了。

回到城市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妻子谈话。

我们已经分居两年多了，在法律上还是夫妻，可实际上跟离婚没什么区别。

我约她在一家安静的咖啡厅见面，把这两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。

她听得很认真，眼眶渐渐红了。

说完以后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这两年让你担心了，对不起。

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，但我不想再拖着你。

咱们把手续办了吧，你也好开始新的生活。

她低着头，半晌没说话。

最后她抬起头来，眼泪已经流了下来，说：你能好起来就好，我不恨你。

那天我们聊了很久，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，没有怨恨，没有争吵，只有对过去的释然和对未来的祝福。

一个月后，我们平静地办理了离婚手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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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。

曾经我以为离婚会让我崩溃，会让我的病情复发，可真正经历了以后，我发现自己比想象中要坚强得多。

不是说离婚不痛苦，痛苦是有的，可那种痛苦是可以承受的，是可以安住的。

这就是这两年禅修教给我的东西：不是让你变得麻木无情，而是让你有了承受痛苦的能力和勇气。

接下来的半年，我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，一边准备心理咨询师的考试。

我报了一个线上培训班，每天学习六七个小时，把心理学基础知识从头到尾过了两遍。

发展心理学、人格心理学、社会心理学、变态心理学，还有各种咨询技术和流派，我学得如痴如醉。

很多概念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，但通过系统的学习，理解得更深刻了。

考试那天，我发挥得不错，最后成绩出来，综合分九十二分，顺利拿到了证书。

可有了证书不代表就能开始执业。

心理咨询是一个需要实践经验的行业，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。

我开始寻找实习和督导的机会，主动联系一些心理咨询机构，表示愿意做志愿咨询师积累经验。

有几家机构对我的背景很感兴趣，因为我既有抑郁症的亲身经历，又有禅修的学习基础，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很特别的资源。

一家专门做抑郁症康复的公益机构接纳了我，让我加入他们的志愿者团队，为抑郁症患者和家属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持服务。

这份志愿工作我做了整整一年。

一年里，我接触了上百个抑郁症患者和家属，听了无数个让人心碎的故事。

有在校大学生因为学业压力得了抑郁症，被家长误解为矫情装病的；有产后妈妈因为抑郁症无力照顾婴儿，被公婆指责不称职的；有中年男人因为生意失败得了抑郁症，被妻子嫌弃拖累全家的。

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想起曾经的自己，想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。

我用自己的经历去安慰他们，用在山上学到的方法去帮助他们，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是软弱，你只是生病了，你会好起来的。

这一年的志愿工作，让我真正明确了自己想走的路。

我不是要成为一个标准的心理咨询师，坐在咨询室里等来访者上门。

我想做的是把禅修和心理学结合起来，创造一种新的疗愈方式，帮助那些跟我一样在黑暗中挣扎的人。

这条路没有先例可循，需要我自己去摸索、去创造、去开拓。

二零二一年底，我开始尝试做线上分享。

最初只是在一些心理健康类的社群里发帖子，写写自己的康复经历，分享一些禅修和心理学结合的心得。

没想到反响出奇地好，很多人下面留言说深受触动，问能不能开课系统讲讲。

我犹豫了很久，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资历也不够。

可后来有一位老督导跟我说：不要等到完美才开始，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

你的经历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，你帮助过的那些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去做吧，边做边学。

二零二二年春天，我开了人生中第一场线上公开课，题目叫做《从抑郁深渊到心灵自由——我的禅修疗愈之路》。
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出租屋的电脑前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观众人数，紧张得手心全是汗。

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，我以为也就这样了，没想到分享进行到一半，人数突然开始飙升，一百、两百、五百、八百。

原来是有人把我的直播链接转发到了其他社群，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听我讲。

那天晚上我讲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把自己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把在云居山学到的东西尽可能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大家。

讲到动情处，我自己也忍不住流泪了，屏幕上的弹幕和评论也刷得飞快，很多人说：谢谢你、你让我看到了希望、我要把你的直播分享给正在抑郁的朋友。

那场直播结束后，我收到了上百条私信，有人问能不能提供一对一咨询，有人问能不能开系统课程，有人问能不能来线下讲座。

我意识到，这件事比我想象中要大。

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这是一个使命，一个把我经历的苦难转化为帮助他人的力量的使命。

接下来的一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忙碌也最充实的一年。

我开始系统地开发课程，把禅修技术和认知行为疗法、正念疗法等心理学方法整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，我给它取名叫“静观疗愈法”。

我在各大平台开设了账号，定期发布内容，积累了第一批粉丝。

我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让更多人知道禅修和心理学结合的可能性。

我还受邀去几所大学做讲座，给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。

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情。

有一天我收到一条微信好友申请，备注写着：老同学。

我通过了以后，对方发来一条消息：老张，还记得我吗？

我是王明辉，你大学同学。

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，王明辉是我大学时候同宿舍的室友，毕业后去了北京，听说混得挺好，在一家大公司做管理层。

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，他怎么突然找我？

我回复说：记得记得，你怎么想起我了？

他说：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课程，才知道你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。

我说：是啊，一言难尽。

他说：你现在开课讲心理健康？

我说：对，兼职做的，主要讲禅修和心理学结合的内容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发了一大段话。

那段话让我惊讶极了。

他说他这几年压力也很大，虽然表面上事业有成，但其实内心特别空虚焦虑，睡眠也不好，总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。

他老婆让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他死活不肯去，觉得丢人。

看到我的课程以后，他鼓起勇气跟我联系，想问问能不能跟我聊聊。

我说当然可以，咱们老同学还客气什么。

我们约了一个周末视频通话，聊了将近三个小时。

他跟我倾诉了这些年的压力和困惑，我把自己的经历和学到的方法分享给他。

聊到他红着眼眶说：老张，没想到你经历了那么多还能走出来，还能帮助别人。

我以前真是小瞧你了。

这句话让我回想起了大学时候的往事。

那时候我是班上最不起眼的那个人，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成绩也就中等偏下。

王明辉刚好他是班长，学生会干部，成绩优秀，长得也帅气，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。

我们虽然是室友，但其实没什么交情，甚至我隐约记得，他好像还跟别人嘲笑过我。

有一次宿舍餐，他喝多了酒，当着大家的面说：老张这人太闷了，以后毕业肯定找不到工作，得回老家种地去。

当时大家都笑了，我也尴尬地跟着笑，心里却难受得要死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当年嘲笑我的人，现在主动来向我求助。

当年被人看不起的那个闷葫芦，现在成了别人眼中的“老师”。

这个戏剧性的反转让我感慨万千。

我不是在报复谁、打脸谁，我只是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。

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你现在的困境说不定就是日后的财富，你现在的软弱说不定日后就是你的力量。

王明辉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越来越多的老同学联系我。

有的是听说了我的故事，有的是看到了我的课程，有的是被其他同学推荐过来的。

他们有的是来咨询心理问题的，有的只是想叙叙旧，有的是想合作推广我的课程。

我的大学班群开始活跃起来了，以前冷冷清清的群聊现在时不时就有人发消息，话题很多都跟我有关。

班长组织了一次线下聚会，特意邀请我回去给大家讲讲心理健康的话题。

我推辞答应了下来。

那次聚会是在二零二三年的国庆节，地点是我们大学所在的城市。

距离毕业已经过去了十三年，很多同学我都认不出了，大家都老了、胖了、沧桑了。

聚会上，老班长让我给大家讲几句。

我站起来，看着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心里涌起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

我说：各位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

我知道大家都听说了我的事情，有些可能是真的，有些可能是被夸大了。

我就简单说几句吧。

我这些年确实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得过抑郁症，丢了工作，离了婚，一度觉得活不下去了。

后来去云居山住了两年，学了一些东西，现在在做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。

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，也不是什么大师高人，我只是一个从坑里爬出来的人，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更多人。

如果在座的哪位有什么困惑或者烦恼，可以随时找我聊，咱们老同学，不用客气。

我讲完以后，现场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响起了一片掌声。老班长过来跟我碰杯，说：老张，你变了，变得有底气了。我笑着说：人不逼自己一把，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。

那次聚会以后，我在老同学圈子里彻底“出圈”了。

有人把我讲话的视频发到了班群，又被转发到了其他群，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。

有几个当年跟我关系一般的同学主动来加我好友，说没想到我能走出来，真的很佩服。

还有几个做企业的同学说想请我去他们公司做心理健康讲座，问我有没有时间。

这个时候，那件让我最感慨的事情发生了。

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人打来的——我们大学辅导员张老师。

张老师退休好几年了，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

他在电话里说：小张啊，我听说了你的事情，也看了你的一些视频。

你当年在班上是最不起眼的那个，我也没怎么关注过你。

没想到你经历了这么多，还能走出来，还能帮助别人。

我心里很欣慰，也很惭愧。

你现在做的事情是积德的好事，好好做下去。

张老师的话让我眼眶湿润。

我说：谢谢张老师，您过奖了。

他说：不是过奖，是实话。

我教了一辈子书，看过太多学生，有些当年风光无限的，后来不行了；有些当年默默无闻的，后来大放异彩。

你就是后面这种。

人生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不知道结局怎样。

你继续加油。

从那以后，找我上课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除了线上的分享，我也开始接一些线下的活动。

有企业请我去做员工心理健康培训的，有学校请我去做学生心理讲座的，有社区请我去做抑郁症科普的，有医院请我去做患康复分享的。

我的日程表渐渐排满了，有时候一周要跑三四个城市，忙得脚不沾地。

可我并没有因此飘飘然。

每次站在讲台上，看着下面那些或迷茫、或焦虑、或痛苦的眼神，我都会想起当年的自己。

我知道他们在经历什么，知道他们有多绝望，也知道他们有多渴望找到出路。

我能做的，就是把自己走过的路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黑暗不是永恒的，出口一定存在，只是需要时间和方法去找到。

我讲课的风格跟很多心理学老师不一样。

我不喜欢堆砌专业术语，不喜欢引用晦涩的理论，我更喜欢讲故事，讲自己的故事，讲我遇到的那些人的故事。

我会告诉他们，什么是认知偏误，但我更会告诉他们，当年我陷在认知偏误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，又是怎么一步步爬出来的。

我会告诉他们，什么是正念冥想，但我更会告诉他们，我在云居山禅堂里，第一次体验到念头来去自如的那个瞬间，心里是什么滋味。

我的课讲到后来，竟然有了一批固定的学员。

他们有的是抑郁症患者，有的是患者家属，有的是心理咨询师和从业者，有的只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普通人。

我建了一个学员群，平时在里面答疑解惑，组织线上共修活动。

这个群后来发展到了好几百人，成了一个温暖的社群。

很多人在里面分享自己的康复故事，互相鼓励互相支持。

有人说这个群救了他的命，有人说这个群是他黑暗中的一盏灯。

每次看到这样的反馈，我都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值了。

二零二四年初，一个让我受宠若惊的机会找上门来。

那是我们大学的心理学院，他们正在筹备一个新的项目，叫做“禅修与心理健康跨学科研究中心”，想聘请一些有实践经验的人担任客座研究员。

院长听说了我的事情，看了我的课程，对我的“静观疗愈法”很感兴趣，邀请我加入这个项目，参与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

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，我觉得太不真实了。

要知道，当年我上这所大学的时候，心理学院是全校最牛的学院之一，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金融专业高了一大截。

那些心理学专业的学生，在我眼里都是学霸中的学霸，高不可攀。

现在他们居然邀请我这个当年的吊车尾，去给他们当“客座研究员”，去参与他们的研究和教学？

这不是在做梦吧？

我犹豫了很久，觉得自己资历不够，怕误人子弟。

院长劝我说：不要妄自菲薄。

学术界缺的就是像你这样有真实经历、有实践经验的人。

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教授，讲出来的东西再深刻，也比不上你亲身走过一遭。

你来了，可以给学生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视角，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价值。

就这样，二零二四年三月，我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，重新踏进了母校的大门。

十四年前，我是这里最不起眼的学生，成绩一般，朋友不多，对未来一片迷茫。

十四年后，我以另一种身份回来了，站在讲台上，面对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心理学专业学生。

第一次上课的那天，我紧张得不行。

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底下几十双好奇的眼睛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说：同学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客座老师，但我更愿意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分享者。

我不是什么专家教授，我只是一个从抑郁症中康复过来的普通人。

今天我来这里，不是要教你们什么理论知识，那些你们从课本上都能学到。

我要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发。

那堂课我讲了两个小时，从我得抑郁症的过程，讲到我在云居山的两年，讲到我后来怎么开始做心理健康工作，讲到我对禅修和心理学融合的思考。

学生们听得很入神，有几个女生眼眶都红了。

下课以后，一群学生围上来问问题，问得我应接不暇。

人问我当时最绝望的时候是怎么撑过来的，有人问我禅修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，有人问我觉得心理咨询师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。

我一一回答，尽量用最朴实的语言，讲出最真实的感受。

那个学期我在学校上了八次课，每次都座无虚席。

后来连外院的学生也来旁听，教室都坐不下了，只好换了一个更大的阶梯教室。

学期末的时候，学院做了一个教学评估，我的课评分排在所有课程的前三名。

院长半开玩笑地说：你这是来砸场子的，把我们那些科班出身的老师都比下去了。

我笑着说：哪有的事，我就是讲讲自己的经历，哪能跟老师们的专业知识比。院长摇摇头说：你不懂，学生们缺的不是知识，缺的是灵魂。你的课有灵魂，他们听得出来。

二零二四年下半年，发生了一件我始料未及的事。

有一天我收到一封邮件，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组发来的。他们在筹备一档心理健康类的访谈节目，想邀请我作为嘉宾参加录制，讲讲我的故事。我考虑再三，觉得这是一个传播正确心理健康观念的好机会，就答应了。

节目录制那天，我见到了主持人和其他几位嘉宾。

其他嘉宾都是业内的专家教授，头衔一个比一个吓人，什么博导、主任医师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之类的。

相比之下，我这个“客座研究员”显得太过寒酸。

我有点紧张，怕自己讲得太业余，贻笑大方。

录制开始以后，主持人先请各位嘉宾做自我介绍。

轮到我的时候，我硬着头皮说：大家好，我叫张明，没有什么显赫的头衔。

我只是一个曾经的抑郁症患者，在云居山修了两年禅，后来开始做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分享工作。

主持人追问：听说你现在的课很受欢迎，很多人都抢着来听，能讲讲是什么让你的课这么受欢迎吗？

我想了想说：可能是因为真实吧。

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经历，自己的感悟，没有什么花架子。

那些正在痛苦中的人，他们能感受到这种真实，知道我理解他们。

节目播出以后，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

那一期节目在网上的播放量破了百万，我的名字也跟着上了热搜。

一夜之间，无数人涌进了我的社交媒体，给我留言、私信、评论。

有人说看了我的故事深受鼓舞，有人说要把节目分享给正在抑郁的亲人朋友，有人说想跟着我学禅修。

各种采访邀请、合作邀请、活动邀请蜂拥而至，我的邮箱和微信几乎要爆炸了。

那段时间我非常忙，但内心是充实的。

我知道这些机会来之不易，我必须好好把握，把正确的心理健康理念传播给更多人。

我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，也谢绝了一些商业性太强的合作。

我开始在更大的平台上分享我的理念，影响了更多的人。

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条特别的私信。

发私信的人自称是我高中同学，叫李伟强。

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确实有这么个人，是当年我们班的学霸，高考考了全校第一，后来去了北京一所顶尖大学学计算机，听说毕业后进了大厂，年薪百万。

我们高中毕业后就没什么联系了，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找我。

李伟强在私信里说：老张，好久不见。

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的节目，非常震惊。

我记得你当年成绩不太好，性格也内向，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厉害的人物。

我现在自己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睡眠不好，焦虑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

我想问问你，能不能找个时间聊聊？

我看到这条私信的时候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李伟强当年可是我们那一届的风云人物，谁能想到，几十年后他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呢？我回复他说：当然可以，你随时联系我。

我们后来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。

他告诉我，这些年他确实事业有成，收入也高，可价是无休止的加班、高强度的压力、越来越紧张的家庭关系。

他去年刚经历了一次职场危机，差点被裁员，虽然最后保住了工作，但整个人的状态一落千丈。

他说：老张，你说的那些东西，什么禅修、什么觉察念头，我以前都觉得是玄学，没什么用。

但现在看了你的故事，我开始信了。

你能不能教教我？

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交流，把我知道的方法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。

几个月以后，他的状态明显好转了，又恢复了以前那种自信阳光的样子。

他说：老张，谢谢你。

当年我们都以为成绩好、工作好就是成功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成功是心里有平静，活着有意思。

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多。

我们这个社会，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竞争、要出人头地、要功成名就。

可没有人教过我们，怎么面对失败、怎么处理情绪、怎么在困境中安住自心。

结果就是，太多人在追逐所谓“成功”的路上迷失了自己，太多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手足无措。

我走过的那条路，虽然曲折艰难，可也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。

那就是不管外在境遇如何变化，只要内心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，就能泰然处之，安稳前行。

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分享的核心理念。

我告诉我的学员们，禅修不是让你逃避现实，不是让你变得消极厌世，而是给你一个工具，让你能更清醒地看待自己和世界，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。

它不是万能药，不能替代该做的医学治疗和心理干预，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，帮助那些愿意探索内心的人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力量。

二零二五年春天，我受邀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心理健康论坛，在主会场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主题演讲。

演讲的题目是《禅修与心理疗愈：一个康复者的十年探索》。

那天台下坐着几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、精神科医生、社会工作者，还有很多抑郁症患者和家属。

我站在讲台上，回想起十年前的自己。那时候我站在人生的最低谷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活着毫无意义。我绝不会想到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会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，面对这么多人，讲述我的故事。

演讲结束以后，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散场的时候，很多人来找我交流，有人跟我握手，有人跟我拥抱，有人泪流满面地说我的故事给了他们希望。

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过来，颤巍巍地握着我的手说：年轻人，谢谢你。

我儿子三年前得了抑郁症，一直不肯配合治疗。

我回去要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，让他知道是可以好起来的。

我握着她的手，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。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意义。不是为了名利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只是为了让那些还在黑暗中挣扎的人，看到一点点光亮。

如今回望来时路，我已经很难再为当年的痛苦感到愤怒或悲伤了。

那些经历是那么真实、那么深刻，塑造了今天的我，让我拥有了帮助他人的能力和使命。

如果没有那段黑暗的日子，我可能还在银行里浑浑噩噩地混日子，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。
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那些曾经看似毁灭性的打击，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经历，说不定在未来某一天，会变成你最宝贵的财富。你只需要相信这一点，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黑暗会过去，黎明会到来。